文／安琪
這件事要回到20年前，我的大學校園生活。當時我就讀於北部某知名師範體系大學。正值青春年華，好不容易脫離了高中時的升學壓力，本應恣意享受「由你玩四年」的大學生活。然而，好景不常；在一堂選修課中，我邂逅了人生中第一場愛情；它轟轟烈烈地展開，也轟轟烈烈地結束。
失戀造成心理生理衝擊
在那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年紀，我一下子從天堂墜入了地獄；無法理解本應甜蜜的戀情，怎會帶來如刀割般的心痛。我急切地想要尋求答案，為此，我走訪了城市中各大書局的心理勵志成長專區；苦苦追尋卻一無所獲。我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載浮載沉，急切地尋找救命的浮木，卻也只是慌亂地掙扎著。
最終，我還是向那莫名襲來的痛苦情緒與衝動妥協了。我嚴重的失眠又憂鬱，體重失控的掉到40公斤以下。就在此時，大學的班導看到我的外型明顯變化，未曾召我與她談談，便粗魯的判定我為「患有重度憂鬱症兼飲食失調」，而命我立即就醫，我甚至連跟她說幾句話的機會都不曾有過。當時的我，痛苦萬分，多麽希望有人能不帶批判，只是靜靜聆聽，也許光是那樣就能有所療癒。
一天下課後，我在心中反覆咀嚼著班導的建議，猶豫著到底要不要就醫。因為所就讀的科系，我曾在一門選修課中看過一部有關精神醫療的紀錄片。我還記得我為了撰寫觀後感，生平第一次查閱了《聯合國人權宣言》的相關資料，義正詞嚴，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篇為精神病患發聲的正義之詞。曾幾何時，我自己也在精神醫療的門口徘徊。
然而，當天我做了個自認為是這輩子所做過最正確的決定：我去見了一位一直很景仰的心輔系教授；我的直覺告訴我：她能給我一些指引。這位教授在當年心理輔導界頗富名氣，她有料又幽默的講課，常吸引許多本校甚至外校的學生來聽課；她的課永遠滿座，而教室走道與門口也總是擠滿了外校旁聽的學生。還記得，那天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在教室門外，等到下課後學生散盡，我默默地走進教室，教授抬頭看看我，對我微微笑:「你來啦，過來這邊坐，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?」我的眼淚倏地落下，向教授娓娓傾訴了我的近況。
關於精神科的秘密
聽畢，教授帶著一貫溫暖的微笑，對我說：「看著我的眼睛，我接下來要說的話只說一次，你要仔細聽好：你是老師很珍惜很喜歡的一個學生，答應老師，千萬不要去看精神科。」我瞪大了雙眼問道：「為什麼呢?」
此時，教授刻意把音量放低向我輕聲說：「這段話僅止於你我之間，請不要再外傳，老師背負著可能被攻擊的壓力。」
教授繼續說：「師丈是台大醫學博士，老師自己也在臨床上觀察過很多有心理疾患的人，師丈告訴我，許多精神科藥物一吃就是一輩子，而且恐怕服藥的人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能夠自由獨立地思考，思考的靈活度與記憶的清析度都會被破壞，而且只能一輩子吃藥控制。你如此年輕如此聰明，老師不想看到你就此被毀掉。答應老師你不會去接受精神科有害的藥物治療。」我點點頭，然後問道：「那可以怎麼做呢？」教授慈愛地摸摸我的頭說道：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很好，沒事的。失戀感到悲傷是正常的。你只是還沒找到能夠釋放及處理心中傷痛的方法。真的很難過的時候，就去散散步。好好吃飯睡覺。你可以持續找各種方法處理你的狀況，但就是不要去看精神科。老師得回家了，你也該去吃晚餐了。」當晚，我帶著對老師的承諾與答應不外傳的「秘密」走出教室，心中好是震撼啊 ！
然而，說歸說，當時我的狀況極糟，哪是散散步就可輕易解決的；需要一套更有效力的方法。但另一方面，班導仍在催促著我去就醫。我無助地撥了通電話回家，鼓起勇氣，首次向深愛我的父親承認：我可能真的是病了。但我內心深處有個微弱而堅定的聲音告訴我，在這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一定存在著某個解決方法，但那可能不會是精神醫療。
聽我說完之後，我那身為心臟專科醫師的父親不解地問道：「為什麼你心輔系教授這樣說呢？精神醫療有什麼問題？」父親起初半信半疑，但他也告訴我，雖然在公立醫院行醫多年，卻從來不曾走近醫院內的精神科住院區。
連其他科醫生也覺殘忍的「療法」
為了我，父親鼓起勇氣，親自造訪了院內某位精神科住院醫師，佯稱是為了自己的某位心臟科病患的問題而來。父親把我的症狀，描述成病患的女兒所擁有的症狀；並詢問那位精神科醫師，若將病患的女兒轉介至精神科部門，他們將會如何診治？對方把我父親當「自己人」，就一五一十地照實全說了。於是，我們得到了一個「超級寫實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」。
翌日，我接到父親的電話，父親在電話那頭沈重地說道:「我去問過了。實在太殘忍了！他們說如果是你的狀況，要住院；住院期間，全程手腳綑綁束縛，並不間斷地施打鎮靜藥物來讓你可以安靜地一直睡，只有用餐或上廁所可以暫時解開束縛；如果你抗議或吵鬧，會考慮用灌食或使用尿桶，這樣就不必解開束縛，全程綑綁。這實在是太慘忍了！我沒有辦法看著我心愛的女兒被那樣對待，完全沒有辦法……。妹妹啊，我們找別的方法好了，一定有其他方法，一定有其他方法……。」父親喃喃地說。
於是，在父親的協助下，我從學校休學了一年。申請休學時，班導仍要求父親帶我去看精神科，溫文的父親反常的拍桌制止班導的叼念，父親說：「我女兒的人生我負責！」我的班導終於閉嘴，知難而退。
那一年，在父親的悉心照料下，先從充分的營養補給與充足的睡眠開始，他讓我安靜地在房間休息，並要求家中其他人不要來打擾我，他幫我打營養針，確保我三餐正常。由此展開我復原重生之路的第一步。接著，我找到了一些心靈成長課程，也真的幸運地發現了那個「存在於這世界上某個地方」的解決方法，我的人生從此一掃陰霾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解答。
然而，與我同科系的另外一位學妹就沒有那麽幸運了。多年以來，這一直是我心中的遺憾。事情是發生在我復學後的第一年。
某天，在系上的一門必修課上，此門課的授課教授正是我們的系主任。當時正值期末，系主任在快下課時，突然提到某位學妹的名字，並說若我們當中有任何人看到這位學妹，要幫忙轉告她請她到系主任辦公室報到。據說這位學妹因為感情問題而荒廢課業，錯過了某堂必修課的期末考。
從系辦公室到住精神病院一條龍
我仍記得，當天我便在校園遇到了此位學妹，可愛的臉龐，慧黠的雙眼。我想起課堂上系主任的交待，忠實地向她轉達了系主任的話，她說道:「我知道，有人跟我說了，我正要去系辦找系主任。」她和我微笑道別後，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整整一年。我後來親自從系主任口中得知，這位學妹那天去見了系主任之後，便直接被專車送進了北部某大醫院的精神科門診部，再由門診部直接安排住進精神療養院。而她的家人事後被通知趕到時，她已被收治其中，只能接受這個事實。
我得知這個消息時內心震撼不已，久久無法平復；我彷彿覺得自己無心(抑或無知)地幫忙傳達了系主任的訊息，卻助紂為虐地將她送進了冰冷的精神科病房。就這樣，她在那裡頭，一待就是一年。
一年後，我和她在校園中偶遇，帶著內心隱隱的愧疚，我主動和她打招呼，並詢問近況。我說:「歡迎回來。」她靦腆地回道:「謝謝。」眼神不再像當年般明亮而慧黠。我問她回到校園一切可好，她幽幽地說 :「還可以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思考速度與理解力都比之前差很多，記憶力也不比從前……。」她告訴我，在她住院的那年，天天服用各種藥物。這些藥物讓她大多數時間都在昏睡，她也接受過電擊治療。
每個人都值得更有尊嚴的治療
在住院的後期，她與另一位病友因同病相憐，日久生情便走在了一起。她說時手輕輕撫摸著她微微隆起的腹部，我驚訝地說:「你有了！？」她點點頭，我說：「所以學業？」她回道：「也許很快又要休學了，不知道還有沒有可能順利完成學業……。」我們簡單道別後，我望著她的背影，突然感慨萬千，也感激萬分。感謝當年心輔教授的直言相勸，感謝我的父親在班導的不斷施壓下，生氣拍桌撂下一句：「我女兒的人生我自己負責！」讓我倖免於精神科近乎虐行的「醫療行為」，更要感謝我自己的堅持，堅持自己值得更好、更有尊嚴的治療方式。
二十年了。我終於有勇氣也有此機會，將這塵封已久的故事寫下，報告給公民人權協會。我想，精神醫療的虐行從未消失，它一直都存在你我所身邊。問題在於你我有無勇氣去正視它。當我們都同意要守護人性尊嚴與價值之時，是否也該思考一套無害且合乎人權之精神醫療的必要性。
（感謝安琪分享，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立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