兒少自殺,一個都太多;兒少精神病患,一個都太重,他們尚未展開的人生、是家庭與社會的遺憾。2019年中華公民人權協會(CCHR)針對衛福部統計處釋出的數據進行分析,發現近年來,台灣的兒童及青少年自殺、自傷人數,相較於10年前足足增長6倍,並且這十年來自殺人增長十倍,與精神科患者數量呈現極為類似的走勢。

依照時下流行的歸類方法,家中有自殺傾向的小孩,家長與學校往往會求助於精神科,在精神科視為慢性病處理,小小年紀就開始跑精神科門診的人口越來越多,卻終究逃不過那股自殺的力量,有誰了解這股自殺的力量從何而來?還有,全台灣二十多萬的未成年人,在還沒踏入社會前,已經背上精神病患的病名標籤,這種流行看精神科的趨勢,到底是真有助力?還是壓死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?

 

(見圖一、圖二)

(圖一、近廿年來未成年精神科患者,以驚人速度上升)

(圖二、近十年來大學以下學生自殺人口成長六倍)

 

特教及輔導系統,導入精神病學

在美國及日本,服用精神科藥物、以及自殺的青少年人數,創歷年新高。做為國際心理健康領域的監督團體,公民人權協會CCHR擷取世界各國的共同現象,發現台灣心理健康領域之問題有非常類似的狀況。

台灣在2002年,由衛福部及教育部會同頒行了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》。文中明定了「情緒行為障礙」的鑑定基準是:「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,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。(第一條)」

以近幾年頗具爭議的過動兒問題為例,根據行政命令的法規,完全限定並指明:「過動情緒障礙,要送精神科診斷。」而經過精神科診斷之後,遭到給藥的機率非常高。在這種從學校老師,從特教領域開始,把行為有問題的孩子送往精神科,這種一條龍式的做法,非常成功地提高了未成年精神科患者的數量。從圖三可見,自從2002年行政命令頒布之後,從此5-9歲被貼過動標籤(ADHD)兒童的數量激增。另外,非過動兒童(Non ADHD)的精神疾患人數,增幅並不顯著。(見圖三)

(圖三、自2002開始ADHD數量急遽上升、Non-ADHD人數變動不大)

 

中華公民人權協會於2014年及2018年,對全國小學輔導室進行抽樣問卷,發現相隔四年,學校將「疑似過動兒」轉診至兒心科、精神科的比例,足足成長了54%,(如圖四)。

(圖四、學校將「疑似過動兒」轉診至精神科的人數足足成長了成長54%)

 

另外,是誰主動提出孩子疑似過動、並該送去精神科看診呢?這些把疑似過動的小孩送入精神科的大人當中,班導師就占了66%,再加上科任老師及輔導室,進入精神科的小孩中,有四分之三都是從學校建議送過來的。(圖五)

(圖五、送入精神科的小孩,有高達2/3都是學校人員建議家長帶去給醫生鑑定)

 

學校之所以會積極主動把孩子送去精神科做診斷,其背後主要的目的,是期待精神科會改善小朋友的學習狀況,但是精神科會真的改善小朋友學習狀況嗎?這結果並不如預期。為了解決小朋友注意力缺乏而造成的學習問題,因而使用「精神科藥物」,在2014年的成效雖然達到七成以上,但不用藥只比用藥者差5%,把5%的統計誤差值考慮進來,其實差異不大。但是到了2018年的問卷顯示,用藥達到改善學習的比例,下降至不及六成,然而,除了藥物以外,學校體系似乎沒有努力發展更多元化的教學補救、與行為矯正的努力。(如圖六)

(圖六、學校的非藥物補救措施變得鬆馳,但依賴藥物改善學習亦成效益不彰)

 

兒童行為篩檢源自德國納粹

根據國際CCHR的研究,對兒童進行「心理疾病」篩檢,是源自德國納粹。在1930年代,納粹大屠殺背後的企劃者盧丁(Ernst Rudin),曾製作了一個「缺陷」列表,其中的幾個項目,後來被美國精神病學定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(ADHD)。希特勒在德國進行納粹大屠殺的極端手法,源自於德國的精神科醫生在他背後給予的建議:「可以剔除社會的干擾因素,摧毀沒有存在價值的生命。」由此可見當前社會廣泛對兒童進行所謂的「心理疾病」篩檢,背後的機制就是納粹大屠殺的企劃衍伸而來的。到了台灣,我們的特教行政法規,竟不知情地承接這樣的系統形成一個歪曲的解決方法,期待以此為根基的特教領域(特別是過動兒)能達到充分發展身心潛能、培養健全人格的目的,恐怕是緣木求魚。

 

另一方面,當一個孩子在心理上、行為上被貼了「有問題」的標籤,隨之而來的是非常有可能成為同儕歧視的目標,又因為他們正式被認定為「與眾不同」,更可能成為遭受霸凌的高風險族群。

 

針對社會兒少心理健康問題的日益惡化,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副理事長劉承武(檢察官)憂心表示:「對兒少疏忽是一種虐待。人不懂陰陽、天地循環,動不動就說化學失調,為了賺錢嗎?如此的陰陽平衡天地循環,該教不教,所以君不君、親不親、師不師,這是臺灣小孩的可憐。過動症不是病,他只是生活上的問題,你就硬用話術把它創造成疾病。教育的目的,是把小孩變成標本嗎?不是,是創造每個人都有意志自由、心靈自由、以及自我的作用和價值。」

 

聯合國組織關注兒童使用精神藥物

提及台灣過動兒數量激增,有必要也談談過動症用藥的問題。目前的精神科診斷及用藥,在台灣已然凌駕兒童及少年的適性發展之上,有違普世價值。許多國家的藥物管理單位都提出了警告:治療過動的藥物可引起肝毒性、體重減輕、睡眠障礙、情緒不穩、幻覺、緊張、激動、焦慮、血壓升高、精神疾病及引發自殺的念頭。心臟方面的問題,包含曾有心臟缺陷的兒童因使用處方而造成猝死的紀錄。

 

2015年,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日內瓦,針對瑞士兒童服用過多的精神興奮劑,提出質詢及追查。隨後,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宣布:瑞士兒童被開立過多興奮劑,政府必須尋求其他方法處理兒童過動問題。而瑞士正是過動藥物「利他能」的誕生地點。

 

瑞士並非第一個被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警告的國家,許多先進國家都曾陸陸續續收到警告。2005年,澳洲、芬蘭、丹麥三國被警告,2010則是日本和挪威政府都分別受到要求,必須重視過動藥(精神興奮劑)被過度開立處方。2011年則有冰島,2012年是奧地利和加拿大上榜。接著是2014年的德國。

 

衛福部統計資料自2011年公布以來,顯示七年之間,未成年人領藥費數,成長了35%。2015及2016年雖然下降,隔年又反升。(如圖七)而利他能和專思達的用量,在14年間,增加了8.5倍。(見圖八)

(圖七、未成年人領藥費數,在七年間成長了35%。 2015及2016年雖然下降,隔年又反升)

(圖八、利他能和專思達的用量,在14年間增加了8.5倍)

 

在美國,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在服用改變心智的精神藥物。在多起校園槍擊案後,根據媒體報導,這些犯下校園槍殺案的嫌犯,絕大多數都服用過精神科藥物,而這些藥物,正是食藥署承認會增加自殺、和暴力行為的藥物。

 

他山之石可以攻錯,台灣醫界、學界與教育界應該思考的是,如何避免精神科診斷及用藥,凌駕在兒童及少年的適性發展之上?如何讓「學生及教育問題」與「改變心智的藥物」脫鉤?唯有讓這些問題跟一個以治標及抑制為手段的精神藥物脫鉤、在教育上給予多元創意,為不合模的孩子撐出發展空間、並且在醫療上善加使用固本的治療方法,才能讓兒童及少年身體心靈自主、人格健全,保有其人性的尊嚴、適性發展、及合理受教等權益。

 

資料來源及撰文:中華公民人權協會